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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666

11月 18, 2020

  陈少明: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中国哲学、人文科学方法论;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第八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兼任研究员。 ———— “要出思想”的内涵及其意义 记者(以下简称记): 陈教授好!请问您如何理解罗校长讲话中,中大文科的目标就是“要出思想”的内涵?现阶段它的必要性和价值意义如何? 陈少明教授(以下简称陈): “出思想”听起来很高大上,只是思想的含义太丰富,难有划一的定义。 如果把思想与学问,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联系起来,我的理解涉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指学术研究关注甚至直接讨论重大的社会人文价值问题;第二,是指对人文社科知识有创造性的思考。前者比较直观,如自由平等、权利责任之类,一切涉及“主义”或“左右”之争的问题,大概都算。这类问题的特点是公共性强,与社会政治或宗教生活相关,对它的任何有竞争性的论述,都是重大贡献或者能造成学术以外的社会影响。 但是,价值立场之类的问题,古今中外,品种其实不多,也不是越新奇越好。因此,很多的争论,会变为表达者某种立场、主张的重复宣传,即使反意识形态者,也可能会这样。这种思想讨论会变得越来越没有思想含量。价值追求是稳定不变的,但学术要求新求变。 因此,关于思想或价值的学问,意义不在于立场有多坚定,而是你对社会生活的重大价值提供多少比前人更好或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论证才是学问品质的决定因素。否则,即使政治正确,学术上只能提供赝品。关于后者,即知识的创造性思考,其实不限于文科。知识是需要思想来完成的,但我们会把少数知识产品,某种理论或学说当作有思想性的作品来看待,大部分著述则不会有这样的评价。这些作品不一定讨论前面说的“思想”问题,它们的意义在于推动学科的发展。它不是改变传统的基本预设,就是提供新的研究典范,或者开辟新的领域,总之是革命性或至少是有革新精神的成就。这种工作需要对所在的学科或领域有全局的眼光,有创造性的思路。通常说的前沿学者或学术领袖,要求的是这方面的思想。 学校的愿望,如果真能变成相当部分教师或研究者的抱负,我们就大有希望。即使不够一流,也会整体上品质更优秀。 如何看待“文科的特殊性”? 记:校长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文科的特殊性“,对此您有何看法? 陈:学校为文科开会,重视文科学科的特殊性,非常好。但文科特殊在哪,却不容易说清楚,从哲学上看,科学方法论与解释学两个传统,基本就反映两类特征不同的知识立场。我不能在这里说太抽象的道理,就想说点具体的感触。现在重视排名,动不动就要求我们填表许诺排名争第几,看起来很科学,实际常常很可笑。以中国哲学为例,国内大概有四、五个档次差不多的学科点,很难说有明显区别,除非学校知名度不同给外行人导致的印象不同,例如北大永远较其它院校的印象分高。如果我填第一或第二第三,自己会心虚。我填第五,学校可能会觉得你们不争气。有一次有人帮我们填上亚洲前沿,既委婉又气派。我也不较真,随它去。但我们想想,中国哲学,如果亚洲(包括台港和日本在内)前沿,那你何不说世界前沿呢?更有气派不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种总结比我们有智慧多了。如果不需要玩这种小儿科的游戏,有可能离“一流”会比较近些。 人文学术重大思想的出现,一般不是争是非的结果,没有简单的对错问题,我们也不会有判决性试验。它的价值往往体现在是否更深刻、更有解释力或更有启发性,或者简单说,是否更有意义。对相关作品价值的评估,需要时间的检验,下一代比同时代学者,更有评价的条件。即便不看一百年,至少也得看十年二十年吧。 如何营造更好的学术氛围? 记:为了实现校长提出来的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如何营造更好的学术氛围? 陈:说到学问气氛,校方是有责任营造的。我有个印象,学校开学科发展或学科调研会,永远是以行政事务为中心的,基本上是你有多少成果,多少课题,要多少人或多少经费之类的。很少认真坐下来,听听学术方面的问题。例如,让不同学科老师介绍学科的学术状态,有什么问题,形成什么发展态势。说到底,领导对老师们在做什么没兴趣,有兴趣的是他们能给学校的利益增添点什么。与此相关,学术交流虽然是教师们的事,但学校管理部门,比如科学研究院什么的,应该做点组织工作。例如,请不同学科的人介绍各自学科发展,评估知识动态,听众可以考虑是来自其它学科的,它可能可以起到启发、激励或者刺激的作用。特别对年轻教师会有意义。当然,在一流大学里,这种问题学者自己会主动去了解、学习,可能无须多此一举。但我们学校够一流吗?我想,不是只有指标性的工作才值得去做。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校报,转自高校人文界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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